进不去、住不起、不愿去
据《新京报》2012年3月报道，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目前有1100张床位，前面排了7000多人，“老人要住进来，至少得等10年”。
城区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北京。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城区公办的住不进，城里民办的住不起，郊区民办的不愿去。”
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章淑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海现在有10.2万张养老院床位，中心城区养老机构床位约3.6万张，占全市养老床位总量的36.4%。” 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稀缺，所以新建养老院多在郊区。
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坐落在中心城区的政府办养老院之一，而上海市第二福利院、第三福利院、第四福利院分别位于崇明县、宝山区和松江区，远离市中心。
“第一福利院”目前有190张住养老人床位。房间里的家具看上去有九成新，每个老人的床边上有个床头柜。房间里有直拨电话，打进来不用转接，打出去用卡号。
房间的光线充足，门对面1.2米以上的墙全是窗户。房间配有空调以及电风扇。“我们这里基本都是住满的，因为毕竟条件好，交通方便，性价比也高。”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院长王定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想要申请住进第一社会福利院，理论上只需要“凡是本人自愿、符合入院条件（无传染病及精神病），能适应集体生活，按时交付有关费用”即可。
这里等床位绝对不需排队十年那么夸张，但也是“出去一个老人才能再住进来一个老人”。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副院长朱小凤在带领记者走访住院老人时对《瞭望东方周刊》表明，“其实也无法估算排队周期，因为你不知道老人们什么时候会离开。”
一位内部人士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想进条件好、交通便利的公立养老院，也有找人拉关系走后门的情况。”激烈的竞争下，想要保证下一个住进去的是自己爹妈，有人会下一番“苦功”。
据《上海社会福利年报》数据统计，从养老机构床位地域分布看，中心城区33447张，占总数的33%，其中包括政府办、社会办。
除了交通方便便于子女探望以外，养老院的入住费用也是老人选择的关注点。公办养老院毕竟有政策、资金支持，在价格上更加有优势。
以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例，每位老人每月缴纳托管费500元、餐费480元，护理费由三级护理的150元到特级护理不等。与条件差不多的社会办养老院的费用相比，便宜600元到1000元不等。
目前，上海城镇企业月平均养老金约在2300元左右，“总体来说，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较低，与机构的收费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章淑萍说。
工资低、留不住
除了床位，养老的另一个难题是护理员专业素质不够和人员流失率高。
44岁的小冉2007年从重庆来上海务工。她做老年人护理员已经5年了。三班倒的工作让她没有固定的时间陪伴已经来到上海的孩子，而丈夫和孩子在身边她就觉得很满足了。
在长桥街道养老院里，她显得比一般的护理员还要忙。据长桥街道养老院黄院长介绍，小冉在这里很受老人们的欢迎，“她叫老人老妈妈”。
“做这个不容易，老人们不是把他们喂饱了就可以了，喂饭也是有技巧的，包括怎么帮老人翻身。有的老人需要专人护理，脑子已经不清楚了，所以就特别挑剔难缠。而且有些老人心情很不好的，我们也需要有跟他们谈话的技巧，开导他们。”小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小冉所提到的这些业务，均是在上海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正在进行的养老护理职业培训中学到的。
“养老服务是人对人的服务，包括技术与道德两个层面，怎么可能不培训就直接上岗呢？”上海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副会长胡丁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据老年学会秘书长孙鹏镖介绍，现在在上海从事老年人护理工作的90%以上都是外地籍的中年妇女，以前一般没有接受过职业训练，文化程度比较低。
通过培训考证，确实提高了养老照护工作的质量。“上海从2004年开始培训养老护理员。2011年一年就培训了4600个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护理员持证上岗达到82%，护理员培训由政府补贴。” 胡丁捷介绍。
缺乏职业技巧，可以通过培训来提高，但是想要留住人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个养老护理人员一般工资包括加班费等等加在一起，也就每个月2000块左右的工资，但是保姆一个月的工资能够翻番甚至更多，培训好了就走，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常态。” 胡丁捷说。
上海浦东新区金色港湾老年公寓院长谢荣娣也很担心，“如果等我们老了，可能连护理员都没有了。老的这一批退下去以后，年轻的嫌钱少，不愿意接手这样的工作。况且，在职业教育里面，很少有学校对老年人的护理开展专业化的教育。”
逢年过节的时候，上海的养老院与服务行业一样缺人。谢荣娣想出了一个办法，为来沪的员工家属提供夫妻房，免房租。
没有正常的节假日，让老年人护理员这份工作又添加了一份辛苦。有两个小酒窝、爱笑的小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时候，谈到自己的父母掉下了眼泪，她在养老院照顾别人的爸妈，自己妈妈过世的时候，却没能尽孝道。“我现在都拿她们当我自己的妈妈。”
涨工资，势在必行。但是谁来负担这笔开销又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养老机构的经营目前大多只能达到收支相抵。
“在养老行业的市场上，有一半都是政府办的养老机构。整个养老产业没有完全市场化。即使生产要素都市场化了，但是制度设计没有市场化。”据胡丁捷介绍，很多养老机构会员向他反映的问题无非就是要求提高收费，“但是老年人的购买力就这么一点点，这就是矛盾。”
摸不到的市场
在中国，养老不仅仅是产业，更是事业。
政府办养老院不能自主定价是担心增加老百姓负担，但其收支两条线造成的亏损却要靠政府埋单。
“现在的用工成本比较高，从事为老年人服务工作的人员工资不提高的话，就会出现用工荒的问题，服务的质量、水平都会降低。同时，公办机构的收费价格是由物价主管部门定价，十几年没有调价，使得收费价格与实际成本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周静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周静波看来，民办养老院只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一个点，更多的是需要政府与社会资源共建养老设施。在上海，市区两级公办养老机构在30家左右，只占全市养老机构的5%。民办机构目前在获得少量资助的情况下自主运行、自负盈亏。
即使是政府的补贴也不容易拿。上海市民政局对全市范围内的养老机构每年都会有两次检查，从硬件到服务等，都在检查范围内。
虹口区所有的30多家养老机构中，综合评分合格者将分别给予200元/月/人、130元/月/人和100元/月/人的奖励金额。这笔钱只能花在老人身上，多数被用来补贴伙食。
政府的这些补贴是为经营艰难的养老院“雪中送炭”。而本刊记者探访的一家建造于1997年的社区街道办养老院，设施陈旧，房间也比较拥挤。在历次的评比中，这家养老院均被民政局相关人员批评“老人活动空间小、绿化不够完美等”。
没钱扩建装修带来的结果是得不到更高的补贴，这家养老院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以2011年为例，养老院共拿到7万元的补助，平均每月只有5833.33元。
在上海，养老机构几乎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所谓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创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非营利决定了养老院是个“不挣钱的行当”。
据本刊记者了解，养老机构可以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也可以企业法人登记。“政府鼓励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目前土地、税收、金融等产业扶持政策尚在研究中。”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章淑萍解释。
“还是要让社会资本进来，政府根本承担不了这么巨大的养老压力。” 胡丁捷认为，中国的养老市场，消费需要引导，市场要培育，制度也需要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