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中部，来宾市武宣县和律村。从喧闹的县城坐中巴车到村口，进行约40分钟的空间转换，时间马上停滞。
3年前，3个13到15岁的幼女，就是在这个村下属的两个自然村里经历了她们可怕的噩梦—被多名70岁老人以零花钱为诱饵“性侵”，而且时间长达一年多。
上溯和律村的历史，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罪恶故事。但从3年前一直到今天，支撑这个故事的社会心理背景，正慢慢扩大、弥散。
对于中国社会空间来说，和律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斑点。
和律村之外，这几年“性侵幼女”的主角，在公共空间激起的强烈震荡中，可辨识的身份也多是农村中的老人、农村小学的老师、城市中的打工仔等“弱势群体”。和一些官员老板的“嫖宿幼女”一起，隐喻着一些地方保护幼女的社会机制，比如伦理约束、家庭社区的庇护，正在颓然消失……
对幼女下手
在和律村下属的自然村新兴村村口下车右拐200多米，就到了“性侵幼女”的当事人之一韦世尝家。他家门上布满了蜘蛛网，拍门许久，没人应声。
见到《南风窗》记者，聚集在附近榕树下看别人小赌的两个女人慵懒地走来，“他有两年多没回了，听说跟儿女去了广东”。南方电网在村口张贴的电费公示单也显示，韦世尝家的电费，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电量都是零。
如果不是因为诱奸幼女被抓，72岁的韦世尝现在或许还在延续以前的生活：放牛、种地、玩幼女。
这个老人3年前的罪行轰动全村：一天中午，韦世尝在家里诱奸了和律村下属的自然村司律村的小玲（13岁），此后，又诱奸了司律村的小红（14岁）和小青（15岁）。
韦世尝和这些女童以及她们的父母并非不认识。其诱奸的女童中，就有称呼他为“四叔”的。
但他还是下手了。成功诱奸的利器，是糖果和零花钱。
法院的判决书显示，诱奸的地点为鱼塘边的小房内、自家房间内、本村旧村山脚下和烂泥房内。
在钱越来越显得很重要的乡村生活中，没有人注意到韦世尝“性格的变化”；更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将目标锁定在那些不谙世事的女童身上。
像韦世尝这么干的，还有司律村的黄在理。平时，老头一起放牛，其间会向对方透露“几块钱就搞定了（幼女）”之类的信息。
在司律村的山脚下，69岁的黄在理也诱奸上述女童，更多时候，诱奸是在他家进行，他先后奸淫这3名小女孩时，也和韦世尝一样，有时玩一个，有时同时玩两个。
“他平时在家播放一些小孩喜欢看的歌碟，给小孩糖果和零花钱，以此诱奸了她们。”负责跟进此案的民警黄山辉告诉《南风窗》记者，被奸淫的女孩和黄在理都属司律村，她们平时叫他“四公”。
女童指认，参与诱奸的还有两个李姓的老头，他们和上述3名女童同属一个宗族，每年清明还一起扫墓。
不过，这两个李姓老头否认了诱奸一事。黄山辉说，韦世尝和黄在理还算老实，警方找到他们时，他们都认了。但那两个姓李的老头坚决否认，尽管有女童指证，但过了很久家长才报案，没足够证据，法律也拿他们没办法。
被性侵的这三名女孩，下体都出现了“处女膜陈旧性裂伤”。最后，县法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韦世尝、黄在理有期徒刑6年、5年。
韦世尝因年纪大，身体不好，关后不久就监外执行了。而黄在理目前仍在服刑，按照判决，他要等到2015年4月20日才刑满出狱。
道德的退场
对于韦世尝、黄在理等老人为何如此“不要脸”，很多村民并没有去想，或者没有想明白。
但村民韦保官似乎想到了点什么。站在村口，看着眼前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楼房，他大发感慨：“和村貌的巨大变化相比，这些年，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心。”
韦保官指着村里几栋较陈旧的楼房说，这几栋房子1993年开始建时，他从地基到楼顶封顶，全程参与，但分文不收—房主就是请吃点东西。
但20年后的今天，轮到韦保官起房子时，没人愿帮他，以前乡邻互助的那种传统，再也寻不回了。韦保官帮过的那几户人家，他们只帮他干了一天的活。第二天，韦保官再喊他们去帮工时，他们问他“包吃，给多少钱”？韦保官当时就愣住了，后来，他说，“以前我帮你建房时，我也没喊你要钱啊。”
“以前是以前，现在帮人家做工一天都是100多块钱了，你不给钱，哪个帮你做？”
闻此，韦保官无语，他只好花钱请人盖房。不过他说他不请那些他曾帮过，但不懂得报恩的人。
目前，尽管家庭不富裕，韦保官咬咬牙也要建一栋平房。他的理由是：你家穷，和别人打招呼，别人都不应你。
在这里，房子还是撑起门面、让别人看得起自己的重要招牌。韦保官说，比如秋收晒玉米、谷子、花生，你要到人家的楼顶去晒，客气一点的人家会对他说，“上面晒满东西了。”可韦保官推门上楼顶一看，楼顶空荡荡的。
不客气的村民则说，“我懒得回去开门。”其实，那不过几步路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乡村互助的美好场景，目前只活在韦保官的记忆里了。那时，村里保持着村民间的互助传统，比如你家今年盖房子出几个劳工、帮几天忙，村民会记下，来年你需要帮忙时，他们不管多忙，也会抽出相应劳力返还。如果恰好当天需要帮忙的涉及多户人家，就需要协调劳力或推迟对某家的帮忙，但先要取得对方的谅解和同意。频繁的互助中，心怀感恩的村民保持着对彼此的信任。
这种感恩和信任，维系着乡村小共同体的存在。这个乡村小共同体以血缘、伦理、人情等为媒介而获得凝聚，金钱在其中并不能居于主要位置。相反，那些尽管贫穷，但在村民互助活动中肯出工、出力的村民，会获得其他村民的认可和尊重，在宗族事务和村务活动中，也因此有较大的话语权。
也因此，那种乡村共同体自然地形成保护幼女的社会机制，伦理约束迫使老人必须注重维护自己的“脸皮”，而打工潮还没兴起，则使家庭、社区都构成庇护幼女的强大力量。
但这一切，随着村里人外出打工，慢慢就终结了。邻里关系，甚至亲情关系不知不觉间货币化，伦理和人情越来越淡漠。比如在秋收、耕地、建房等活动中，货币化的对接更频繁—干活前谈钱，完事收钱，雇佣双方的目的性很强，每一次结合后，也两不相欠。
以金钱来重构人际和社会关系使金钱显得唯我独尊，并使村民们充满了心理竞争的焦虑。
由是，占有幼女，就像占有金钱一样，成为一些活了一辈子突然间觉得失意的老人的“补偿”。伦理约束的解除，金钱的压倒性力量，整个社会所弥漫的争夺稀缺资源的焦虑，使性侵幼女的大门突然被打开。
被诱奸的3名女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家庭贫病交加，宗族势力弱，父母老实巴交。这正是失去伦理和人情约束的人可以欺凌的对象。
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几个受害者的家长只是不断哀叹“家贫受人欺”、“没办法”等，他们的责骂更多地集中在自己不谙世事的女儿身上，并没有去指责那些活了大半辈子、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的老人。
其他村民，尽管同为社会底层，但更多时候依旧表现出对更弱者的攻击。即使像韦庆兰这样曾读过高中的人，在对女童被诱奸一事，她更多的将责任归咎于这些孩子“没家教、嘴馋”、“没事乱跑”。
事实上，她们不过是些十三四岁的孩子。但话语间，韦庆兰对这些被诱奸女孩及其家庭，还是充满鄙夷。
同时，结合自家的儿女，她打开了话匣子。她说，“我家小孩从不乱去别人家吃东西，在家吃完饭就随我下地干活了，我女儿在学校已是老团员了……”说着说着，她爽朗地笑了。
以前，她曾经沉浸在自己“家穷被人看不起”的伤感中。而现在，她像换了个人一样，开心快乐。
这是一条心理食物链：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一边对看不起自己的富人表示愤怒，同时，又对比自己稍差的家庭的不幸遭遇，毫不隐讳地表达出自己富于攻击和炫耀的一面。
弥漫的风险
在《南风窗》记者的调查中，在城市打工的异地务工人员，都隐约感到让子女留守在农村，既有教育的问题，同时也不安全。但这个问题同样挥之不去：女童来到了父母所打工的城市，就没有风险吗？
2012年4月，广东省妇联和广东省检察院所联合发布的《女童遭受性侵害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城市里，遭受性侵害的女童，以流动女童居多，而侵害者多是“熟人”，比例高达65.74%。
报告中，这些被重点提及的“熟人”是：邻居、朋友、同事、亲属、老师、保安等。换句话说，和农村中的老人、老师等社会角色一样，流动女童也出现在这些社会角色的视线范围内，就像是待捕的猎物。
就伦理约束来说，女童在城市所置身的社会生态更为糟糕。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即使是“老乡”，彼此在老家距离实际上也很远，之前双方根本就不认识。一个“老乡”的称谓，对于某些人来说，并不能产生道德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工友亦然，工友不过是临时的集合，明天辞工了，或许，一辈子都不会再相遇。
把流动女童带在身边，看起来强化了父母的庇护，但对于诸多异地务工人员来说，他们每天都要上班，有时周末也要加班到深夜，根本无暇顾及小孩。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小孩就是交给老乡帮忙照料一下，实在不行，就是像农村一样野养、散养。
在东莞东城温塘周屋工业区，《南风窗》记者见到了推着手推车沿街叫卖的张敏萍。她的手推车上是一些甘蔗、菠萝和花生，旁边是她6岁的女儿艳艳。
如果张敏萍在工厂上班，根本就没时间照顾她。“6点多就起床去上班，我女儿还没起床呢，她也不会给自己做饭。”张敏萍说，工厂中午12点才下班，下午1点钟又上班了，而且晚上还加班到晚上9点多。
连“上厕所都跑步”的打工一族而言，是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小孩的。周边的老乡、工友，很多也不是同村的，父母无法放心让他人照料。
张敏萍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她一个老乡也是摆地摊的，一天，生意很好，这位老乡中途让一个熟人帮着回去拿东西来补货。结果，这熟人到他家就性侵了这位老乡年仅7岁的女儿。
广东省妇联权益部部长杨世强告诉《南风窗》记者，这些“熟人”一般都是“利用女童心智不成熟、缺乏分辨力、防范意识差等弱点，通过小恩小惠诱骗、施以轻微胁迫达到性侵目的”。
在性侵幼女的调研中，杨世强发现实施性侵行为的群体，其年龄呈现两极化分布：“50岁以上老年男性、20岁以下年轻男性作案”的案件数量特别突出，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70岁。
前面提到的那些“70来岁老头性侵3个女童”案件中，这些老人在接受当地警方笔录询问时，就承认自身的性功能的退化。此案件中，当时民警传唤一个老人的老婆时，她的反应也很吃惊，“我那老头已经不行好多年了”。
很清楚，性侵幼女，对于他们来说，并非生理需要，而是心理需要。其它的一些“弱势群体”的性侵幼女，同样也不仅仅是生理需要，他们追求的，还有补偿或发泄性的攻击。相应地，性侵幼女，早已超越于法律范畴，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正是如此，这些年出现的官员和老板“嫖宿幼女”，以及老人、农村小学的老师等“弱势群体”的性侵幼女，实际上都是竞争、掠夺社会稀缺资源的种种暴虐中的一部分。
不同的只是，强者对“幼（处）女”的性侵，是其在获取权力、金钱等稀缺资源后的逻辑延伸，而在权力、金钱的竞争中失败的弱者对“幼（处）女”的性侵，则是一种报复和心理补偿。
2012年8月，深圳宝安成立了“忘忧草”女童援助项目，核心是事前预防，事后救助。
对于重建保护幼女的社会机制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