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绝对不应当是让资本自由下乡，而是要保护农民的土地基本权利。这是他们最后的保障。
中国的城镇化不能是农民从农村拔根到城市落地的单向过程，而应当允许进城失败的农民返乡。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权利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最后救济与保障。农民有退路，中国现代化才有出路。
一、农民从农村拔根，到城市落地
经济学家张曙光认为，城镇化应该是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即农民从农村拔根，到城市落地。
所谓从农村拔根，就是农民让渡自己在农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来换得进城的第一桶金。
从农村拔根，不仅可以获取进城所需安家的资金，而且可以自断后路，从而真正城市化。
既然城镇化是农民从拔根和到城市落地，就一定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就是让农民自由进城和资本自由下乡。
张曙光研究员认为，唯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提升中国城镇化的品质，加快中国现代化的速度。
二、资本自由下乡，将吞噬农民安身立命土地
我(本文编者贺雪峰)不同意张曙光研究员的意见。因为在当前中国城市资本过剩的情况下面，允许资本自由下乡，资本将如洪水猛兽吞噬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这个基本保障。
城市资本之所以有强大动力，一是货币会贬值，而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是最好的储存手段。二是城市人希望在农村有一个休闲去处，每年去度度假，享受田园风光。
问题是，从农村拔根的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落地，却是未知数。农民不可能，用他们让渡农村土地权利所获收入，在城市买得起房子。
也许，他们可以在中西部县城买得起房子。即使，他们买得起房子，他们也很难在城市安居得下来。
三、当前70%农民家庭，都“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
当前中国农村，70%农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农民家庭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
一个农民家庭因此同时有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支出比较少。这样，农民家庭就每年都有结余，日子就比较好过。
现在全家进城了。年龄大的父母，很难在城市找到就业机会，年轻子女在县城务工的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上有老下有小”的全家人生活，只能到沿海地区去务工。
而城市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事事都要花钱，仅仅小区物业费，就要占到全年收入的很大比例。
全家进城了，收入减少，支出大大增加，这样一来，家庭经济必然拮据，家庭关系必然紧张，所有家庭压力，向缺少就业机会的老年父母转嫁。
四、再也回不去，上了年纪的父母，只有死路一条
从老年父母角度看，他们知道自己的子女，正在为他们的子女积累打拼，自己成为家庭拖累。因为。已经从农村拔起，老年父母不再回得去农村，在城市局促的家中，他们每天都备受煎熬，时间长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现在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欧美日的七分之一。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提供足够让进城农民，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收入机会和就业岗位。
农民全家进城，进城失败后，又不能返乡。就必然要形成城市贫民窟。这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农民从农村连根拔起后的现象。比如印度、印尼、菲律宾、拉美国家。
一方面是城市触目惊心的超大规模的贫民窟，一方面是农村的凋敝。
城市贫民窟。不仅对农民，是不人道的去处，而且是现代化中的定时炸弹。
中国的城镇化，不能是农民从农村拔根，到城市落地的单向过程。而，应当允许进城失败的农民返乡。
五、进城失败农民返乡是他们的基本人权
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权利。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最后救济与保障。
农民有退路，中国现代化才有出路。
农民进城，“人努力、天帮忙”，他们就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
但。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就应当允许他们选择返乡，就要为他们留下返乡的退路。
进城失败农民，只要回到了农村，与土地结合起来，他们就可以具有力量。农民住自己的房子不花钱。种自己的承包地，可以很容易解决温饱问题。
搞副业可以获得一些现金，庭院经济和自给自足极大地降低了生活成本。
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祖祖辈辈生活在村庄中，亲戚朋友住在村庄中，无论身体还是灵魂，都有安全感。
也许村庄生活的日子不富裕，却很踏实。相对于漂泊在城市的煎熬，宁静的农村生活实在很好。若，国家为农民解决他们在农村生产生活所需基本条件，进城失败农民从城市退养，就可以与农业完美结合起来。
六、进城失败农民返回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武汉市郊房地产商的广告语都是“城市农夫有点田”呢!中国的城镇化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普遍的进城失败及进城失败后的返乡。
正是进城失败农民可以返乡，才没有城市内二元结构。这也使得中国可以有效应对经济周期。可以让进城失败农民返回的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也是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绝对不应当是让资本自由下乡。
而是，要保护农民的土地基本权利。
这是他们最后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