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初级原料的农产品是不是安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终端的食品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有关食品安全和农产品安全，近年来也不缺少立法、修法等制度层面的跟进。比如此次相关部门发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办法，提出13类禁止销售农产品并非首创，而是一再重申已有的“禁令”。早在去年10月开始实施的“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中，就已明令禁止将剧毒、高毒农药用于蔬菜瓜果等。应该说，在食品安全和农产品安全方面，法律框架逐步完善，甚至不乏严法、重典治乱的重拳出击，比如“罚到倾家荡产”“食品安全犯罪入刑”等声音正逐步成为现实。
然而，“毒生姜”“镉大米”等事例说明，护卫农产品质量安全“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到位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但在基层执法方面，“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的“执法困境”不可忽视：我国农业生产以个体农户为主体，呈现出小规模、零散化等特征。这一结构，导致一方面处于生产源头的农户极为分散，对农产品安全相关规定不了解，主要依靠自律；另一方面则导致监管无法深入，无论执法队伍再怎么扩充，从数量、空间上都不可能采取“人盯人战术”对农产品生产进行监管。
以禁用农药“涕灭威”为例，近年仍有地方在西瓜种植中使用。一些基层干部道出尴尬：基层农药监管不可能细致到一家一户，除了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就是加派人力，急需更加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实际上，近年来被曝光的农产品安全事件，违法主体也以分散化的个人和小作坊为主。
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防范偶发事件，不能就安全说安全，而要从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根上入手。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从生产到监管，朝着工业化的方向迈进，才能减少随意性，降低执法成本。具体而言，就是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将分散的小农生产转化为集约的规模生产。举例而言，监管部门要管好1000个分散的农户着实不易，但将1000个农户转化为10家农业企业，监管难度就大大降低了。
一方面，是生产环节的工业化。唯有集约生产、统一标准，才能高效推进对农产品安全的种种约束，减少违法事件出现的概率；唯有建立农业品牌，才能反过来促进农户形成品质意识，珍惜自己的“安全信誉”；也只有在工业化程度提高的前提下，农产品二次加工、农业生产科技创新等事项才能提高效率。
另一方面，是监管体系的工业化。一者，对农产品的质量监管要借助社会力量，监管部门管好市场、超市、企业等，将公共监管适当分散为企业内部监管，比如在超市设置进出库检测台账等。同时，还可引入行业协会、环保组织等第三方力量。二者，要善于借助信息化力量，让数据流、二维码、电子标签等科技手段，覆盖执法力量无法深入的环节，比如通过二维码实施农产品溯源等。
农产品安全是食品安全的根基。而要护卫农产品质量安全，将法律法规、政策禁令真正用起来，就必须从改变农业生产“小”“散”结构入手，积极推进农业工业化，才能打通监管的“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