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第19期封面
民工返乡潮
在外打拼多年,如今要回乡。城市,还是村庄?曾经外出打工的那个岔路口,又一次横在返乡农民工的面前。
难以想象,站在你面前的一个个披着风霜的农民工,背后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沿着大街小巷,数着天边寒星。尽管,曾经的村庄,无法种植他们的心愿,但如今乡愁在呼唤他们,自己的家乡等着他们重建,再次成为他们的责任地。
他们已不再是一个“农民”,有的懂技术,有的懂管理,有的卖点子,有的想创业……而家乡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舞台在哪里?梦想又能否在此发芽?
“项羽说,‘富贵不归家,如衣绣夜行’。我当年曾讨厌家乡生活的穷困,我是有野心的,当初出去打工那天我就想过,总有一天要当个大老板回来,是家乡把我培养成了个小老板,该是我反哺的时候了。”
——熊顺祥
一个棒棒的返乡创业记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虽说早已过了白露,重庆璧山的温度却超过了39度,宛如三伏,此时正是熊顺祥生意的淡季。贪凉的他起了个大早,去了趟重庆城里头看行情,路过海椒市场时,他看到了几个过去在朝天门一起干活的的棒棒朋友,依旧坐在地上,树个找活干的小牌子,抽烟、谈笑、打牌。而这一次,他没有上前去打招呼。
“我也曾是山城棒棒军”
“不当化学老师了,我要去重庆朝天门当棒棒。”
20多年前,当璧山大兴镇的民办老师熊顺祥做出这个艰难决定时,几乎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眼中,瘦小的熊顺祥是怎么都吃不消码头边上那些苦力活的,在乡下当个老师虽然工资很少,但还是份体面的工作。
“我最早的工作是在重庆江边上‘洗沙’,就是周克华干过的那个活,从早上五六点干到晚上七八点,一天才1块多钱,你根本不能想象那是什么生活。后来当老师以为好点了,但当时教书匠不值钱啊,一个月的工资20块3,照样养不活一大家人。”熊顺祥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有点踌躇,任由烟蒂慢慢加长,“当时听人说去朝天门当棒棒每个月‘要赚很多钱’,家里又刚好缺钱盖房子,没有房子,都不好‘耍朋友’,于是我就出去了。”
这一出去,谁想竟是20多年。
最开始,熊顺祥在朝天门帮人搬货,每当有运载着海椒、花椒的大船到岸,棒棒们都会蜂拥到码头边争着“下货”,而他总是奋力冲刺在第一个。但他在搬起第一箱花椒,闻到第一缕麻香味的时候,绝没想过今后为了这些调味料,要耗尽自己一辈子的精力。
“我迷恋花椒的味道,那是一种刺激的味道。每次搬货,我都会大口嗅着那缕缕麻香,奇怪的是,它似乎会让我浑身上下劳累的每个毛孔都得到释放。”熊顺祥对花椒的深入认识,是不久后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旁帮着别人卖花椒。“那里的货源供应着整个重庆的麻辣烫,天长日久,我也摸索出一些门道。”
璧山县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县,过去在每年春节后,县里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工字不出头”就是这里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意思是打工不能打一辈子,下苦力注定这只是吃青春饭的职业。
就是这样的生活,熊顺祥也坚持到自己成为了老板信任的人,带着他到处去进货,“当挣的钱也是少得可怜,老板是不管我们的生存的,我顶不住压力,就自己出来干了”。
十字路口,“一夜白头”
熊顺祥1963年出生,身材瘦小,岁月已经在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刻下了明显的痕迹,但一双眼睛却闪烁着刚毅自信,一言一行中流露出,这是个精细人。
“我在打工的时候就喜欢观察老板,我发现他们特别能吃苦,胆子很大敢冒风险,而且商业意识很强。对照自己,我觉得这三点都具备,为什么我不能成功?我省吃俭用每月能存一千多块钱,两年下来,就有了两万元的存款。”
熊顺祥有点得意,显然,他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但能省钱不等于能创业,他在憧憬中开始了在外的漂泊生涯。
他先是南下广西、广东,再一路北上到河南、山东、辽宁,基本上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做过很多种小生意,有时没钱了,运作不顺了,也偶尔打打零工。他不止一次遇到工商、税务甚至消防等部门“方方面面”的“刁难”,效益无法保证。“差不多是个部门就得‘打点’,否则就会以审核、调查的名义让我们停业整顿。”熊顺祥说,根源还是自己是个农民,没有多少社会上的硬关系。
他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坐长途火车的经历:“一般只能买到无座票,一上车就拿出一张报纸,往座位下面一铺,全身尽量缩小,以便可以躺进去,然后就是几十个小时浑浑噩噩。”
此时,他的父母已老,小孩也需要照顾,熊顺祥面临选择,漂泊还是定点。他带着走南闯北积攒下的10多万元,把落脚点放在了家乡,开始从云南等地运花椒回重庆卖。”
熊顺祥第一年拉了两车花椒回去,两万多斤花椒全部由他自己绑上大绳,扛到货车上,睡在花椒堆里两天多颠簸回到璧山,那两天至今被他认为是一种深刻的记忆。结果,运回来一分钱没赚到,还把本钱赔进去了不少。
“当时空有一腔热血,把创业想得太简单。”他说,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把前期工作都做完后,终于意识到在商场上人脉关系的重要。“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我没有业绩和独自当供货老板的经验,别的商家都不相信、不愿意与我合作。”
一年不行,第二年借钱再来,并且是直接办厂,“说是‘厂’,当时其实还只是个作坊,我看到喜欢吃火锅的人有那么多,觉得做火锅底料生意肯定有赚头。”熊顺祥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说服亲戚,连着自己的,又筹集了一批钱。钱到手后,说干就干,写申请办手续租房子招员工。
依然完败!同时,因为定位不准和市场已有企业排挤问题,导致熊顺祥的生意冷清,只有零星的火锅店打电话要货。
送!一件也亲自送!熊顺祥咬牙拍板,虽然他明白这样只会亏本,但他和他的产品的口碑却在与日俱增,熊顺祥的小厂也在摇晃中慢慢起步。
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一切都看似顺利的时候,熊顺祥下血本在璧山承包的花椒地却完全没长起来,厂子的局面岌岌可危。
厂里的黄大妈至今还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几十个跟随熊顺祥一起创业的农民工被召集到厂外的一块坝子上“开会”。坐在一群眼巴巴望着他的人中间,熊顺祥显得心事重重。
“花椒没长起来,厂子要倒了!是重新外出打工,还是再博一次,大家想不想在我这个厂再就业?”一向直言快语的熊老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吞吞吐吐。
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大口大口地喝茶,或者埋着头抽闷烟,没有一个人表态。而里面抽烟抽得最凶的就是熊顺祥,“我那几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坐在门槛上,基本上每晚上3包烟,一夜白头。”熊顺祥直言那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熊顺祥铤而走险。他开始发动工人,贷款给自己,但当时不止一个人提醒他,“弄不好,你这要成为非法集资。”熊顺祥义无反顾,他很想将自己一手带出来的这批人保住,这批人几乎全是他的亲戚、朋友或者左邻右舍,但这已是向亲友们第N次“伸手”。
对熊顺祥而言,“‘所幸’沿海经济不景气,大家才不愿出远门,加上都是乡亲,最后硬是拼拼凑凑,借到了50多万元,企业重新洗牌,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