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进步，农民工的权益问题逐渐被社会所重视。农民工薪资被拖欠、工伤权益维护等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公共部门对于上述问题的介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显然令人欣慰。但不可忽视的是，社会对于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讨薪、工伤维权等“物质权益”层面，对于农民工的心理、情感等“精神权益”层面的关注，显然还不够。比如人大代表刘丽提到的城市农民工“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现象，比如农民工在城市面前产生的心理疏离感和自卑感问题，社会对此显然还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关注也就寥寥。而随着90后新一代农民工的不断壮大，他们的文化权益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
每个城市里民工都会上百万，为什么这位官员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民工在闲暇时已然在性需求上惹了祸，他们有的危害了女人，女学生，民工犯罪率骤增，甚至感染艾滋病的民工多了起来。因为他们盲目的去酒吧，找坐台女来发泄性欲，于是，感染的机会就很多，这是一个可怕的显示，值得社会观注的现实问题。
这些民工都是单身来城里打工的，有的离家几千里，一年都不回去，所以他们忍受不了长期的性饥渴，常常萎靡不振，精神上垮了下来，也会影响到工期的速度和质量，他们的性需求不应该被忽视，谁来关心过他们的感受?
事实上，民工解决性需求有几种方法，一是找人解决，就是找娼妓，但是面临的危险太大。二是自行解决，就是自慰，但长期下去会影响身心健康，三是同性解决，但会造成名誉的很大影响，觉得失去了人性，这是官员的一段话;这位官员提出了民工当地是否能有夫妻临时房，以供他们的妻子来住一段。
资料表明，民工性传播的危害很严重，感染艾滋病的多了起来，这是个很可怕的现实，于是这位官员发出了这样感言：领导不能只关心菜篮子，也要关心民工的性需求。解决不好会出大问题，是的，也出现了大量路遇奸淫者，据统计大部分强奸犯都来自于民工群体，他们严重危及了女人的也行安全。
这位官员的话该引起社会关注一下了，农民工们没得老婆抱啊;其实性及人之天性，不能不考虑以人文本，怎么能忽略这一问题?广东已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在2009年就向广州深圳等民工集中派发9000多万只安全套，目的就是尽量避免艾滋病感染率上升。
农民工同时也呼吁城里的人们尊重他们，是啊，我们城里人该拿出善心给他们温暖，民工很可怜，他们靠的是青春吃饭，到了中年打工很难了，民工的体质大不如城里人，因为他们吃的营养迎合不了他们的超负荷体力活，所以到了四十几岁就显得苍老了很多。
民工的可爱之处还在于他们的善良纯朴，他们总说：要对得起城里人给的工钱。
尊重民工的劳动是每位城里人的责任;
今天看到一位博友写关于农民工的话题，让我想起常年两地分居的民工之苦，很多民工的青春已经融入了城市建设，当他们累的老了，身体不行了，才恋恋不舍的回到老家，可是青春已不再，等待他们的是身心憔悴，一身疲惫病痛，这就是民工的人生写照，他们没有对性的太多渴望是因为生活逼迫不得不放弃很多快乐，无奈......
农民工不是“干活机器”，他们也有情感和精神需求，这些需求跟薪资等物质权益一样，都是确保劳动力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但是，相对于薪资等相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权益来讲，农民工精神层面的权益缺失则不容易被发现，从而使得这一重要的“精神权益保护”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荒芜状态。农民工不能只靠吃饭活着，他们也需要文化、心理、精神等权益，精神的慰藉，心灵的呵护，文化的浸润，有时候这种精神权益的作用甚至比物质权益更重要。
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虽然难免经受伦理和法律的双重拷问，但这种“临时夫妻”背后有着难以言说的爱与痛。在城乡二元化鸿沟仍旧难以逾越的当下，外出务工仍旧是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在离乡背井的外出务工过程中，物质条件的艰辛和精神心理的焦虑纠结在一起，使得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一直处于社会底层。发声平台的匮缺，利益诉求渠道的狭仄，不论是物质权益还是精神权益，使得农民工沦为易被侵害难于维权的“高危”职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自行组建“临时夫妻”，是权益需求和供给不均衡的结果。城乡二元化的桎梏，使得农民工夫妻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在家抚育孩子、照顾老人，这就使得农民工夫妻双方的情感维系被认为割裂，长期的两地分居无疑使得他们的情感需求处于稀缺状态。即便夫妻双方同时外出务工，不堪的生活环境也无法确保双方情感需求稀缺状况得到满足，由此使得双方情感维系逐渐有了裂痕。虽然一些地区开始探索实行农民工“夫妻房”等措施以缓解双方情感需求，但这种扬汤止沸之举，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农民工权益问题，需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依靠制度救济解决。新型城镇化释放出的红利，应更公平地普及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身上。对于农民工来讲，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社会保障跟留守妇女、老人、儿童的权益保障都不可少。不论进城还是留守，权益保障都应逐渐向城市看齐，而新型城镇化显然是弥缝城乡权益差距的重要途径。让改革激发出更大的制度红利，才能消除那些游走在伦理与法律边缘的“临时夫妻”，从而在更大层面上维护农民工的物质和精神权益。
“临时小夫妻”现象
破坏婚姻影响孩子
刘丽说，她说出这番话，纯属有感而发。在她身边，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对小夫妻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儿子两三岁了，母亲在老家帮忙照看。丈夫在当地又找了女朋友，妻子知道后，两人经常在电话里吵架，最后导致离婚。刘丽说，她的这位朋友后来成了单亲妈妈，一个人在厦门打工赚钱，每月要寄钱给母亲扶养儿子。因为是单亲妈妈，再婚也不容易，她一个人在外漂泊，过得挺辛苦。
“临时夫妻”，按过去说法便是“露水夫妻”。一听这称谓，便知这不是公众所能认可的关系，而是因彼此生理需求走到一块儿的男女。由生理需求引发所谓不正当男女关系，早已突破人们内心的道德底线了，与不性福导致的强奸案件相比，“露水夫妻”已不算啥大问题。
外来工性生活问题，说起来也是个老话题。只不过这次提出话题的场合级别高，其建议也很正式。现如今，重视性生活，人们早已不再是私下言语。课堂上可以讲，“两会”上也可以说;专家时常讲，女同志也敢大方地谈。这说明，性生活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
民工结临时夫妻背后的"性福" 。调查表明：55%的农民工已经有超过半年没有过性生活;35%的农民工感到性压抑。
民工结临时夫妻 “性福”生活也是生产力
确实，性生活是件大事。有多大?轻则破坏夫妻感情、家庭和谐;重则影响企业生产力，甚至社会和谐。刘丽代表就说了，农村人结婚早，上有老下有小，夫妻俩只能一人外出打工。长久分居，导致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既影响下一代教育，还使得两个家庭不得安宁。这些所说的，是比较轻的状况。
至于严重影响，咱们也容易分析。譬如，若听任此等不和谐现状发展下去，会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若是千万个外来工家庭不和谐，很多企业的生产力会下降;“性福”得不到解决，难免还会影响社会治安。综合起来一琢磨，便会发现，整个地区的生产力都因外来工“性”问题而受影响。
所以，重视外来工“性福”生活，早该从呼吁转化到行动了。特别是在企业招工一年比一年难的背景下，将“性福”视为工人必不可少的福利，有助于企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性福”究竟该如何重视?很多人认为政府应为外来工大建保障房，人大代表刘丽也是这么认为的。理论上，这么设想没什么不对，但操作性不强。要知道，现在许多城市连当地户籍人口的保障房都还没解决好。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得由企业先行，政府给予扶助。
譬如东莞有家服装厂，在厂区为工人修建了800多间“夫妻房”，有配偶的职工可申请居住。此举大大提高了职工归属感，深受欢迎，可供广大企业借鉴。对于不够条件的企业，可以租用民房供有配偶职工居住，房租由企业与职工共担。而政府，则可考虑为符合条件的外来工发放租房补贴，或降低门槛，让外来工很方便地将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
办法总比困难多，鉴于“性福”事关地区发展与社会和谐，政府与企业务必尽早付诸行动。
“临时夫妻”背后是压力和孤独
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日前，来自安徽的农民工代表刘丽透露出的新现象引起广泛关注。昨日，来自深圳的农民工代表易凤娇认为，工作压力和情感孤独是其背后原因，建议社会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
“建议公司提供夫妻房。”全国人大代表、在深圳某电子公司担任车间副主任的易凤娇是此次新当选的农民工代表。对于“临时夫妻”现象，易凤娇称，暂时在周围还没碰到过，因其所在公司提供夫妻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临时夫妻”现象，易凤娇说，“我想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另一方面需要情感倾诉，他们(农民工)容易出现情感孤独。”
易凤娇认为，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比如多组织一些公益性的活动例如文艺汇演等，对于已婚的农民工也要给其夫妻生活足够的保障，增加 一些夫妻房等。而对于那些进入城市中的大量“80后”、“90后”未婚农民工，企业和社会也要为其提供交友平台，保障其正常的情感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