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付出这么多，为啥没钱”
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20多位打工者中，除了在北京从事互联网服务和在广东中山生产销售灯具的两位村民外，其他人共同的感受是超时劳作，身心疲惫。
今年28岁的张记海在山东荣成当渔工，一年收入5万元。这份不薄收入，他并不十分满意。“出海一次两个月，在船上24小时随时待命，只要有鱼群马上就得上岗。有时网烂了要补网，几天不能合眼。国家规定风超过八级，不准出海，但风越大老板越逼着出海，因为风大鱼多。”
最让张记海愤怒的是老板经常扣他们的钱：“有次出海老板扣了我三分之一的工钱，理由只有一个，船长说我干得不好。去年一年，算下来该给没给的大约万把块。”
本刊记者采访到的打工者，只有两位交纳社会保险，其他有些人想买买不到，有些根本不知道有相关政策。农民工们反映，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基层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执行，谁来维护我们的权益？
他的另外一个老乡叶维红曾在天津当建筑工。2011年下班回宿舍路上，严重超载的面包车发生交通事故，受重伤全身瘫痪，智力只相当于几岁孩子。公司在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后便不再继续付钱，叶家在天津找到律师协调赔偿事宜，至今没有下文。这场变故，让这个家庭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近十多年来，叶老家村有4人在打工中因事故等原因死去，还有一些像叶维红这样的伤残人，既给家庭带来巨大伤痛和沉重负担，权益也得不到有效维护。
跟丈夫张运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打工的谢慧敏的困惑耐人寻味：我们不生气人家多有钱，而是我们付出这么多，为啥没钱，日子仍然过得很难？采访中经常能听到类似的质疑：“老板开100多万的好车，为啥给工人发工资多一块钱都计较？”
农民工看似朴素的语言折射的是价值观念的变化，他们对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给国家在新一轮改革中制度设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