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样本
翼城模式有自身的局限性，全国范围内城市“双独”二胎逐步放开，现在翼城模式已经不适宜推广
在梁中堂看来，翼城模式的成功，是一个孤本案例，本身并不具可复制性。
从1987年开始，甘肃酒泉、广东南海、辽宁长海、山东长岛、黑龙江黑河等全国11个县市和地区也进入二胎政策的试点。
由于各种原因，其他的试点都没有坚持下来。“当时上面给我们翼城的要求是不宣传，不报道，不推广。甚至就在临汾地区，这个试点政策也不能推行。”冯才山回忆说，“现在毕竟过去了这么久，而且我们可以拿出令人信服的数据。别人也不好再说我们。”
被尘封了20多年的翼城往事，如今在新的时期背景下再度被人们所关注，甚至不断地被媒体所聚焦。
梁中堂认为，翼城能够出现现在的结果，并非全部都是“翼城模式”的功劳。“1988年，我曾针对翼城农村地区做了一次人口抽样调查，发现事实上早婚和多胎还占有一定比例。”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梁中堂认为，生育是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由其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活条件决定的。生还是不生，多生或者少生，都是在选择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实际关系到当事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感受，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这恰恰证明了，人口出生率有其客观规律性，人们不是盲目生育，他们也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条件不允许了，自然就不会再生。”
梁中堂评价“翼城模式”是“体制内的一次大胆实践”。“在认可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翼城模式’是对一胎化政策的某种程度上的纠正和补充。它的成功，证明了即使是在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也能够控制好人口。”
当然，梁中堂也承认，“翼城模式”也有着其自身的局限性。“毕竟还是体制内的产物，2000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城市‘双独’二胎在逐步放开，现在‘翼城模式’已经不适宜推广。”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原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表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几十年，已到了亟需调整的时候，社会是向前发展的。
郑梓桢说，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城市人口比例较大，百姓的生育观念早已发生改变。大多有生育能力的年轻人，他们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长大，早已不再推崇“多子多福”的价值观，日益增长的育儿成本也让他们望而却步。“完全不用担心政策放开后出生婴儿激增。”郑梓桢说。
如今令梁中堂感到担忧的，不是超生的问题，而是大多数年轻一代不愿意再生二胎。“这个现象不光是在翼城，在全国也都如此。城市的人不愿意生，农村人也不愿意生。”由此会引出新的社会问题——人口老化。
张海伟和母亲张秋兰，两人曾经就是否要再生二胎的问题争吵过多次。
张秋兰今年50岁，她在电视上看到过关于“失独”家庭的故事，觉得“一个娃还是不够保险”。
张海伟每天早出晚归，挣钱养家，在他看来，多一个孩子就是多一张嘴，家里的5亩地供养5口人已经很紧张了，“一个娃娃，从小养到上大学，得花多少钱？”
在1979年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梁中堂曾经预判了“一胎化”的走势。其中包括：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人口老化”和“4-2-1”结构（4个老人、1对夫妻、1个孩子）的概念，也都是梁中堂最早提出的。33年前的预判，在今天看来，大多已经得到了验证。“只要你沿着实事求是的路子，客观地做了研究，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梁中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