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家庭农场，要考虑后续配套问题：家庭农场是不是法人？有哪些扶持引导政策？尤其是要有社会化服务。西方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健全，拖拉机坏了，打个电话就有人来修，打药也有专业队伍服务，“秋后算账”。这方面我们的差距还比较大。
“让中国人吃饱吃好，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
记者：我们的农业现代化要追求什么样的目标？
韩长赋：中国农业现代化，第一要保证十几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让中国人吃得饱吃得好。第二要让农民富裕起来，转移出去，分享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果。离开这两条，农业现代化就会走偏。从深一层说，中国农业现代化，不仅要解决农业问题，还需要解决农民问题；不仅要考虑产业经济问题，还需要考虑农村社会问题。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生产能力要基本建立在自己身上。这两者密不可分。这也是“底线思维”。当然，保障粮食安全并不是“万事不求人”。要在优先保证主粮自给的前提下适当进口。以大豆为例，加入世贸组织时，大豆进口只有１０００多万吨，现在超过了５０００万吨。当时全国大豆面积有１．４亿亩，现在只有１亿亩，其他的改种了玉米和水稻，产量更高、效益更好、农民更愿意、国内更需要，那就顺势而为。入世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水果、蔬菜、水产品、禽类等出口增加；资源型农产品，如大豆、食用油、蔗糖等进口增加。这是进出口结构的积极变化。
西方国家粮食概念是指小麦、稻米和玉米三大谷物，中国还包括大豆和薯类，马铃薯和地瓜。目前，我国三大谷物平均自给率在９８％。大米和小麦的进口主要是品种调剂。玉米将逐步适当扩大进口，因为随着肉蛋奶消费增加，饲料用粮需求也会增加。此外，玉米产业链条长，产品上千种，玉米深加工扩大，也会带来新的需求。
记者：那么，农民收入问题呢？
韩长赋：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难度比较大。农民收入主要包括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基础还是家庭经营收入。现在人力、生产资料成本都在上升，农民收益空间受到挤压。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高这一块收入。起码要做四件事：推动科技、装备、种子和农机化水平提高，建设高标准农田水利，搞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而这四个方面都需要国家政策扶持，也是农民增收的新动力。西方发达国家农民收入中来自政府的补贴占很大一块。再一个就是增加打工收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等。
“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
记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进入农业。那么，农民的作用是否有新的变化？
韩长赋：我们是“三农”，不是“一农”。大企业到农村“反租倒包”，只能雇一小部分农民，其他农民怎么办？发展现代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点、结合点在经营主体，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是一条基本途径。谁来当主体？我看还是要以农民为主体。如果新主体把农民排斥了，农业现代化不是农民搞出来的，是外面造出来的，农民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要发展种植业大户、养殖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特别是专业合作社等，让他们来当主体，引导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新型职业农民为主的经营主体加上社会化服务组织、产业化龙头企业，这就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经营体系。
记者：企业如何和农民分工呢？
韩长赋：企业投资农业，我们是鼓励和欢迎的。但企业投入农业经营，需要和种植养殖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对接。比如，农民经营大棚种植蔬菜，不一定自己育苗，龙头企业可以办；农民养鸡不必自己去育雏，养猪也不需要自己去卖猪，可以与企业订单合作。工商企业不一定非要种地，搞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搞种苗、流通、加工、销售，企业和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在产业链条上合理分工，可以互利共赢，可以推动产业现代化。
“到那时，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
记者：有一句话说，农业现代化就是要减少农民。农民会减少到什么程度？
韩长赋：富裕农民需要减少农民。随着农业现代化推进，农村人口肯定要减少，但是不会少到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到２０３０年，我国人口峰值为１５亿人，如果那时城镇化率到了７０％，意味着农村还有４亿到４．５亿人，农村劳动力大概是２亿人，其中种地劳动力大约４０００万到５０００万人，还有一部分人从事畜牧业，还包括农产品初加工、储藏、运销等围绕农业的就业。
记者：农民生活会有什么变化呢？
韩长赋：到农业现代化实现时，个别大农场可能会出现，但基本构成还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是农业产业从业者。农民种地会有社会化服务，科学化、机械化、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劳动强度也不会太大，种地收入不比打工差，不比城里人差。房屋建筑现代化，道路通到家门口，农民劳动一天能洗上一个热水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子女上学、医疗、养老等和城里人没多大差别啦。这是中国农民的愿望，需要经过持续的努力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