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家门到大城市赚钱养家，是中国亿万农民工的选择。由于各种因素，很多外出农民工无法携带家眷，夫妻二人长期分居。为了寻求心理与生理上的慰藉，越来越多的已婚打工男女组建起“临时家庭”，成为游走在伦理和法律边缘的“”。
搭伙过日子，“临时夫妻”悄然增多
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2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有超过1．6亿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21岁到40岁的农民工比重超过54%。
近期有媒体称，中国农民工“临时夫妻”可能有10多万人，这一话题引起公众的关注。
事实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的话就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她说，一些已婚农民工男女结成“临时夫妻”的现象在她身边已经很普遍，这一现象直接造成农村夫妻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升高，建议政府加以重视。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临时夫妻”现象在部分农民工输入集聚地区如浙江、上海等地很普遍，并形成群居效应。而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夫妻分居，也有两种模式：一是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留守照顾家庭，由于男方打工收入较高，很多时候都是男打工、女留守；二是夫妻两人异地打工。经济收入、住房和户籍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合法夫妻无法团圆，“临时夫妻”现象由此产生。
和未婚青年恋爱、同居不同的是，打工“临时夫妻”互不问对方家庭情况，互不干涉经济。有当事人称，双方“好聚好散”，没有固定约定，“不过是搭伙过日子”。
样本透视：心灵在矛盾中挣扎
浙江省每年输入近两千万农民工。作为服装生产基地的杭州乔司，是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在这里存在大量“临时夫妻”现象。
在乔司的一个出租屋里，记者见到了一对“临时夫妻”张伟和陈丽（均为化名）。由于是周日，俩人没有上班。陈丽坐在床上绣十字绣，一边的张伟则看着电视。十字绣上面有五个字：家和万事兴。在陈丽心里，家有两个：一个远在安徽，一个就在眼前。她没想好，这幅十字绣完成后该挂在哪个家里。
张伟和陈丽承认是对“临时夫妻”，对于这个身份，他们内心挣扎了许久。张伟30岁，安徽阜阳人。2007年，因为杭州工资高，他来到乔司一服装加工厂做小工，妻子在老家照顾孩子和父母。为了多赚钱，张伟只在过年回家几天，平时每周给妻子和孩子打个电话。
“一个人常常觉得孤单无聊。电话里，老婆不说关心我，只是常常要钱，感觉不到夫妻温暖。”张伟说，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努力坚守着对婚姻的忠诚，直到遇到陈丽。
陈丽比张伟小两岁，安徽亳州人，有两个孩子，丈夫在老家务农。2008年，陈丽来到乔司服装工厂做熨烫女工。她和张伟在同一条加工线上工作，张伟时常帮陈丽整理服装，清理线头。时间一长，俩人相互产生好感。2009年，张伟向陈丽表明了心意，想要跟她组成“临时夫妻”，表示不会破坏其家庭。
“一开始，我很为难，一边是家里的丈夫和孩子，一边是阿伟对自己的照顾，挣扎了很久。”陈丽说，一个月后，她答应了张伟，理由是丈夫曾经背叛过她，加上周围姐妹不少都组成了“临时夫妻”，过得很幸福，她因此减少了负罪感。
至今，张伟和陈丽在一起已有4年时间。但是，他们都不想影响与老家“那一位”的关系，毕竟已经有小孩了，所以维护得小心翼翼。他们会按时给家里寄钱，甚至以寄得更多来作为补偿。
不过，很多时候纸是包不住火的。“临时夫妻”发展到最后，造成家庭破裂的例子并不少见。显波的妻子赵颖（均为化名）在四川老家照顾孩子，显波在浙江余杭打工。两年后，显波与打工者刘梅（化名）成为“临时夫妻”。2011年，刘梅怀孕，赵颖知道后赶到杭州质问显波。最终，显波选择与赵颖离婚，和刘梅在一起。
“临时夫妻”冲击婚姻，伤害孩子
招聘网站大谷打工网2012年发布《新生代打工者婚恋交友、两性观念调查报告》显示，打工者普遍觉得“空虚寂寞冷”。这份超过1.8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在已婚夫妇中有62%的人处于异地状态中，一年到头难见面的达13%，仅有38%的人和另一半在同一座城市打工。但是，因为工作地点相隔过远、休假日过少，即使同城打工也难以见面。
对于“临时夫妻”现象，部分网民表示，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应该给予理解和同情；也有网民认为，这种婚外情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应该被唾弃。专家分析，这是当前社会环境中打工者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反映，也是陌生环境下道德约束失效产生的结果。
“临时夫妻”带来的危害不可小视。一方面，会对农村传统婚姻生态带来冲击，在一些地方，离婚率达到50%以上，名存实亡的婚姻数量更多；另一方面，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影响到他们的成长。
一位14岁的河南籍留守儿童告诉记者，自从知道爸爸在外面组建“”后，父亲的“英雄形象”在心目中轰然倒塌。“真不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得不到关心，老爸现在又这么没骨气，觉得很丢脸。”令他更为难过的是，母亲知道这件事后，选择和父亲离婚。他说，自己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员杨建华认为，“临时夫妻”现象影响最大的是下一代。父母离异后，很多孩子疏于管教，从而走向犯罪道路。另外，“临时夫妻”会影响到孩子的婚恋观，在未来的婚姻中出现类似行为，形成恶性循环。
刘丽认为，消除“临时夫妻”现象，关键在于让打工夫妇能够团聚。她建议，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对农民工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住上廉租房，使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
杨建华则表示，这个问题完全靠政府解决不太现实，政府、社会以及当事人都要一起想办法。比如社会多为他们提供一些文化娱乐活动，解决打工者精神空虚的问题；企业要保障员工的探亲休假权，让夫妇多一些团聚的机会和时间；另外，打工者也要意识到，做“临时夫妻”虽然解决了一些心理与生理方面的需求，但从长远看，必然会导致悲剧的发生。（记者周竟周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