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生态总站副站长王久臣认为,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的关键是
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
2015年力争使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80%,主要出路是五料化: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基料化、燃料化。
收储运体系不完善成为秸秆综合利用的最大制约因素。建议健全税费、信贷、土地等优惠政策,推进产业化进程
要把秸秆看作资源而非废弃物,现有政策难以形成合力
记者:每年“三夏”时节,秸秆焚烧与禁烧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您怎么看待我国的秸秆综合利用?
王久臣: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近期组织有关专家对全国秸秆综合利用进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评估。根据评估报告,2012年我国主要秸秆总产量为9.2亿吨,可收集量为7.9亿吨,利用量为5.8亿吨,综合利用率达到74.1%,较2008年提高了5.4个百分点。我们的目标是到2015年力争使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80%。关于秸秆的综合利用,主要出路是五料化——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基料化、燃料化。
记者:目前秸秆的综合利用还面临哪些问题?
王久臣:秸秆大规模综合利用的关键是能否进行粉碎还田或打捆收集,但由于政府投入引导不足,加之受秸秆收获时间紧、劳动力缺乏等因素影响,很难对秸秆进行有效收集和利用,导致很多相关产业不能快速发展。
对秸秆的综合利用来说,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收储运体系不完善。秸秆分散、体积大、密度较低,缺乏配套的收集、运输机械设施,尤其是在粮食主产省,秸秆量大,茬口时间紧,劳动力少,收割以后难以及时清理,收集储运成本较高,加之服务体系尚未建立,服务市场难以形成,制约了秸秆综合利用的发展。同时秸秆收集机械价格较高,一次性投资大,季节性强,作业时间短,机械利用率低,影响了农民购机的积极性。
此外,现有政策难以形成合力,缺乏针对秸秆多种类、多途径利用的综合性政策支持。目前的政策主要是围绕秸秆综合利用产品,对生产企业给予支持,在秸秆收储运、终端产品应用等薄弱环节缺乏相应的政策措施,不利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秸秆产业化发展
记者:您认为今后应从哪些方面促进秸秆的综合利用?
王久臣:实现秸秆商品化,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将秸秆资源收集储存起来,才能保障利用环节的资源供给,保证秸秆资源的有效利用。建议统筹考虑秸秆收、储、运、用各环节的支持方式,按照秸秆产地合理区域半径的就近就地利用原则,降低收储运输成本,建立健全政府推动、秸秆利用企业和收储组织为轴心、经纪人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秸秆收储运体系。
针对资金投入不足和激励政策不够的问题,建议健全秸秆综合利用的税费、信贷、土地等优惠政策。尽快设立秸秆综合利用专项资金,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导向,企业、农户投入为主体,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资机制。秸秆综合利用量大面广,仅凭地方投入很难取得很好成效。还要健全秸秆作为原料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强技术研发推广。目前,农业部正在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利用金融资金支持秸秆综合利用。
最重要的,还是推动产业化发展。我国目前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成本高,市场风险大,建议以市场为导向,将秸秆收集与生态种养、秸秆能源化和秸秆原料化有机衔接,推进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
记者:国外对秸秆的综合利用情况如何?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王久臣:国外秸秆综合利用方式主要有直接还田、养畜和能源化利用等。如日本秸秆利用方式主要为直接还田(68%)和养牛(10.5%);美国秸秆主要用于还田,平均每公顷还田(包括残茬)在1.7吨以上;丹麦秸秆主要用于直燃发电,已建成130多家秸秆发电厂。
近年来,为应对国际能源供需矛盾、全球气候变化等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秸秆能源化利用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研究方向朝着液体燃料、气体燃料和生物炭等能源化利用方式转变。纤维素酶技术取得显著进展,每加仑总生产成本从约6美元降低到2.25美元;研究开发了酸预处理、NaOH预处理技术、氨预处理技术、汽爆等预处理技术等。欧洲沼气产业发展迅速,主要以畜禽粪便、秸秆等混合物为原料,采用热电联产的利用方式。英国、美国等国已经开展了与生物炭有关的大量系统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