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未来一条出路
张彤禾笔下的打工者是被称为新一代工人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50岁左右、皮肤黝黑，从农田里来并终将回农村里去，她描写的是更年轻的一代，“是农村里的精英，他们年轻，受过一些基础的教育，比留在村里的那些人上进，种地其实只是他们看见自己父母做的事”。
更进一步，张彤禾专注描写的是年轻一代打工者中的女性。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在工厂里她们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姑娘——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工作带来的艰难或机遇。
在张彤禾的笔下，书中的主人公吕清敏和伍春明都是抓住这个机遇的人。吕清敏16岁那年来到东莞，那时她是一个普通的流水线工人，确定电子产品的按钮正常是她的工作。每天连续工作13个小时，重复上千次试用按钮动作便是她生活的全部。
经过一次次地跳槽，吕清敏已经跨过了干体力活的界线。现在，27岁的吕清敏已经是一个女孩的母亲，她和丈夫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他们存够了钱，让父母在老家附近的镇上买了房子。有车有房，吕清敏的打工生活已经称得上小康水平。
张彤禾第一次见伍春明时，她在一家外企工作，2004年的时候她每月赚8000元，住在东莞市中心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率直健谈的性子、犀利出众的口才让她成为营销员中的佼佼者，并从中赚到了钱。她先后做过记者、干过传销、开过建材公司。她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对英语的学习更是充满了热情。两年半过后，伍春明在经历了传销、直销的盛期和生意失败的挫折后，又回到了月薪只有1200元的一家中国公司。
不论从哪方面看，伍春明都跌得很惨，但张彤禾说，她变得更加沉着，她是一个奋斗者，坚信自己的状况会越来越好。
然而这本称作“读懂她们就是读懂中国”的《打工女孩》，却带来争议，打工女孩的乐观、积极能否代表两亿五千万的农民工，而这是否就是他们追求的真正幸福？
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认为，张彤禾的结论跟他的观察和经验有很大的区别。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成长，不仅要给这些打工者，尤其是处在最底层的这些人，不能简单的是让他们出去、走出来，或者改变原来在家乡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未来一条出路”。
“打工阶层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了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天南》杂志主编欧宁说。他提到了他在东莞打工20多年的妹妹以及同样的打工群体，“中国的老百姓特别让人感动，他们很快乐，但是他们很快乐并不代表我们能忽略一些事实。”欧宁说。
不是没有痛苦，只是习惯了将伤痛压抑在内心最深处
“受伤、生病，或者怀孕，你自己看着办。”张彤禾也写出了打工女孩快乐、坚强之外的逆境，“地方政府想的就是让厂主高兴，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
但在张彤禾的笔下，这些女孩并不打算默默忍受这种痛苦。她们不断地换工作，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些女孩都有一个信念——要靠自己。
欧宁说：“城市里面的生活比农村生活要快乐一点，可是她们不知道自己的贡献有多大，就是因为她们分享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她们背后的链条才有更高的利润空间。她们很快乐并不表示这背后没有问题。”
去年出版《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作家吕途在她的博文中称，张彤禾字里行间对“个人奋斗”和“机遇”的叙述让她感到悲哀。相对于张彤禾观察者的身份，吕途是一个参与者，她进入工厂，像工人一样打工，像工人一样生活，也像工人一样思考，“我所看到的工人，有张彤禾说的独自奋斗、乐观的那一方面，但是也有其他的方面”。这包括吕途看到的工人对发展状况麻木的一面，还有工人对现实环境的反思和不放弃的一些东西。
今年3月，吕途去苏州回访了她之前采访过的工友，这是她第三次的回访。那里有一个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感动了她。虽然工作繁重，但是他一直不放弃创作关于普通工人的歌曲，他说：“我创作这些歌就是为了告诉人们，为了唤醒人们——我们人活着是为了人。”
但也有让吕途痛心的案例。一个19岁的女孩，曾经因为她想为大家、为社会服务而让吕途觉得弥足珍贵，但她最后如同《打工女孩》里的伍春明一样，做起了直销。
经过聊天，吕途发现她心中美好的东西并没有变，只是她看不到前途。在吕途接触的工友中，做传销、直销的人挺多。“传销的背后有种不劳而获，快速致富的思想在作怪。在和正接受培训、准备做传销的女孩聊天时，我感受到她的纠结和痛苦，但是她试图找一种可以让自己说得通的、让自己不受良心谴责的理由，但是她自己也意识到她不能自圆其说。”吕途说。
就在张彤禾的新书出版不久，梁鸿继其畅销书《中国在梁庄》的后续作品《出梁庄记》也出版了。在这部新作中，梁鸿采访了51位梁庄的外出打工者。他们打工时间最长的有超过30年的，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路。
在梁鸿采访的打工者中，也有很多人在传销里迷失。“我跟其中一位聊天，他觉得穿西服打领带，出入五星级酒店，去办讲座，这是一种特别有尊严的生活。他觉得这种生活特别有身份，这当中当然也包含自我确立的一种渴望。”梁鸿一直强调，除了发财，他也渴望平等。
“农民工”，这个词给了这群人一个明确的定义，他们是农民也是工人。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模糊的说法，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也未曾熟悉，结果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
梁鸿观察到，在城市里，一些即使积累了一定资本的打工者也不会在城市里买房，他们住在城中村狭窄、简陋的小房子里，在老家却有豪华的小楼和宽敞的院子。在这栋房子里，他可以招待亲人，敞开吃喝，显示自己主人的威严和地位。而在西安、上海、北京，他们只能是一个讨生活的角色，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在城里的出租屋里，做事要小心翼翼，既怕得罪了房东又怕扰乱了邻居”。
采访的时候，梁鸿慢慢习惯了打工者们住所的那种局促、潮湿和霉味儿。她意识到，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日常的、每天经历的生活，而在这种生活里，霉味儿、想念孩子的痛苦等，这些情绪都并不强烈。
“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即使死亡，他们也淡然处之，因为一切都太过普遍。”梁鸿说。然而，作为农民工亲人的梁鸿却越来越失去勇气，越来越觉得迷惘和厌倦。
作为追踪者和观察者，梁鸿的内心有些压抑。“一些农民工出去还是能挣到一些钱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也有，而我想考察的是身份、尊严，包括家庭的完整以及他们在城市的命运、位置。”梁鸿说，“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是一种纯粹的讨生活的状态，对城市也没有归属感，那么年轻一代也许会期待的更多，因为农村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他们小时候去父母在的地方上学，或者寄宿学校，他们没有干过农活，他们对家乡的印象也是模模糊糊的，他们不会回到最初的故乡，他们对城市的渴求更大，更希望得到一种身份，得到一种归属感。”但梁鸿看到，城市的边缘化又让他们更加迷茫。
有人说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是在为企业、为公司说话，忽视了打工者的迷茫和困难，他们的待遇差，制度不完善，甚至没有人保障他们的权益。张彤禾回答说：“我写的都是我看到的事实。比如说我认识伍春明就是她在第一个工厂工作的时候，她刚被骗，在街上游荡，我可能写出的文章会是很悲惨的打工生活。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我可以看得出她的生活不断地改善，从十年看她的生活的改变，可以看得出来她从最初级的工人，现在已经接近了中产阶级，所以我觉得这是花很多时间才可以真正了解的事实。”
在张彤禾看来，在打工者的世界里，也许人与人之间没有友情、没有信任，有很多腐败行为，也有很多骗子，但生活本来就不是只有黑暗的一面，“工作之外的年轻人，和其他学生、白领、城里人一样，有他们的快乐和幸福”。
吕途和梁鸿显然并没有驻足观赏这些，她们都期望大环境的改善，能保障农民工的生活，在城市的规划中，在农村的建设里，将这些打工者真正容纳进去。“打工者如果自己接受了现状，那么一切就无法改变。我相信一些打工者已经逐渐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了。”吕途说。
“他们不是没有痛苦，只是习惯了将伤痛压抑在内心的最深处。”梁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