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存量调整代替增量
要把人均城镇建设用地100平方米作为重要控制指标，避免走摊大饼式的老路。
对于新型城镇化来说，目前的土地制度不可持续，已经形成共识。关键在于如何进行改革，目前来看，思路就是用调整存量的方式代替增量发展的模式。
“我国人均平原面积只有800平方米，绝大多数的事情都要在这些面积上做文章。”杨伟民表示，“今后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城镇化方面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在存量上做文章，不要再去做增量的文章”。
杨伟民明确表示，“要减少工业用地，适度增加城市居住用地”，“我国有5万~6万平方公里的生产用地，我们的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比例是1.5∶1，许多城市更低，工业用地甚至比居住用地还要多；但日本三大都市群的居住用地是3700平方公里，工业用地只有600平方公里，比例是6∶1；法国大巴黎地区居住用地是1100平方公里，工业用地是205平方公里，比例是5∶1。所以工业占地不能再按照过去的速度站下去，而是要减下来。”
胡存智在该次论坛上也建议“用土地存量替代增量”，“就是土地的增加逐步减少，而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用土地的流量来替代，也就是说增加新的建设用地的时候，要消除一部分旧的建设用地”。
徐宪平明确表示，“要把人均城镇建设用地100平方米作为重要控制指标，避免走摊大饼式的老路”，同时还要“探索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相挂钩的政策”。
一位与会专家对《中国经营报(博客,微博)》记者说，“城市规模扩张冲动与土地财政密切相关，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农村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是一种较好的方式。想要用地指标，先增加人再说”。
关键在于执行力
把每年的土地分配指标和人口户籍化的指标结合起来，这比什么都管用，那个地方要地，就得安排农民入籍。
也有专家担心所谓的新型城镇化搞成一场运动，变成一场灾难。
“我们不能只讲良好的愿望，不讨论制度怎么变革，良好的愿望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家面对的都是一些现实问题。”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应该这样规划，“比如我们现在农民工有2亿多，流动人口还有7000多万；再过20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5%左右，也就是说至少有6亿人需要在这20年里安排，每年至少要安排3000万人，这3000万人怎么安排？钱从哪里来？这才叫实打实的规划。”
华生教授举例称，国家规定地级市以下放开了户籍，但长三角也好、珠三角也好，很多中小城市的外来人口远高于户籍人口，没看到放开户籍，现在重提放开，谁给钱让这些地方放开户籍？这些问题都要落实。
“很多政策的执行是有问题的。”华生教授表示，“十八大讲我们要区分公益性以及非公益性征地，缩小征地范围，但我们每天在做的不是区分，而是无论公益、非公益都要同地同价”。
华生也建议，要改变我国只管土地指标不管人口指标、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脱节的现状，“把每年的土地分配指标和人口户籍化的指标结合起来，这比什么都管用，那个地方要地，就得安排农民入籍，比如一亩地安排10个人，安排的越多越好，这样才有可能把地方政府的行为调整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