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良：从发展阶段来看，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带来的需求增加，粮食等农产品供求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城镇人口比重增大、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农产品用途拓展，社会对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基本保障粮食总量、结构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
而发展中国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阶段转变过程中，消费结构相应地处于快速升级阶段，突出表现为直接消费粮食数量开始减少，但畜产品消费急剧增加，而畜产品生产所需的粮食需求爆发性增长。中等收入国家之所以粮食进口增加很快，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中国一定要清醒认识到在工业化、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几亿人进城究竟意味什么，即使不论制度和机制，也要实际考虑如何在物质、资源上保证实现这个难以跨越的“坎”。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
《财经》：国际化犹如“双刃剑”，关键是一个国家如果要保护或开放一项在国际上暂且不具优势的产业，首先应该清楚限定问题内涵和采取何种政策或清晰政策的利弊，要有国家战略布局并控制其负面影响。
陈章良：无论保护还是开放，战略布局很重要。对中国而言，闭关自锁不可取，不可能，也不可行。虽然中国粮食九年增，农产品出口迅速，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整体呈下降趋势，土地密集型农产品除大米外比较优势都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应从三层面进行考虑：
首先，从宏观战略来说，中国农产品安全的核心问题，不是是否需要进口大豆、玉米，而是怎样利用国际国内两种农业资源、两个市场确保国内农业安全。既不排斥农产品进口，也不一味全面进口。要审时度势，在世界粮食供求难度增加、供需矛盾加深、国际农业资源争夺明显加剧的情况下未雨绸缪，抓紧进行战略布局，为获取长远利益奠定基础。
第二，从中观来说，要在目前粮食进口扩大趋势下，防止和缓解国际粮价波动对国内的负面影响，构筑中国粮食安全的“防护墙”，把握好进口的节奏和力度，通过适当进口来稳定国内物价和农产品缺口的同时，又照顾国内加工企业、种植农户利益的整体发展。
第三，从微观来说，抓住过渡时期的时机主动迎接挑战，增强自身竞争力。以糖为例，关键是尽可能降低成本，改造以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为要素的传统生产模式，探索并推进以机械化为引领的适度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
改造传统农业之路
《财经》：你将改造传统农业、探索机械化的适度规模化经营模式与国家粮食安全结合起来，并认为是中国提高竞争力的根本。但有人提出，因为缺乏竞争优势，广西应淘汰糖业。
陈章良：我不认为广西蔗糖业就应淘汰，但降低成本是可行出路。生产成本依然是决定食糖价格长期走势的重要因素。对于没有足够财力进行农业保护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降低成本才能在扭曲的市场中生存与发展，而降低成本主要靠提高单产和降低劳动力成本。
从技术层面来说，单产提高主要是指培育新品种和增强水利灌溉。降低劳动力成本，主要是指减少收割甘蔗所需的劳动力，目前实现农机收割的机械化成为迫切需要。全世界的甘蔗地，包括苏丹、非洲等国，都采用机器自动收割，可我们的农机至今不尽如人意。妇女成为强劳力，每人一天扛一吨。劳动力严重短缺，只能提高工钱，加大成本。
这种原始耕作方式、小面积经营为主的特征根本无法与国际竞争。同时，相当面积的作业空间缺失，亦导致中国的农机创新难以突破，新品种难以推广。道理很简单，新品种提高10％-20％的产量对农民诱惑力不大，地小了良种推广很吃力，导致农机创新动力不足，更无力实现机械化。中国目前能生产各类汽车，却无法造出高质量的甘蔗收割机。
《财经》：但听起来难度较大的还是土地集中和机械化作业。都说广西地貌复杂，甘蔗种植多以山地、丘陵、坡地、旱地为主，很难实现大面积的机械化操作，只能通过原始的人工砍收为主。
陈章良：机械化需要规模化，规模化经营是根本。地貌不是问题，属喀斯特地貌，平地突然爬起，山多但不高，地势较为平坦。估算一下，广西有将近500万亩左右的土地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但每家每户的地太分散，机器无法拐弯，条条田埂拖拉机进不去。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创举，但大量农村土地分散、零碎、经营规模小的传统特征已不能使农业规模随着劳动力转移而相应扩大，这不仅不利于机械化生产，也不利于形成农业生产关系的转型以及专业化、集约式发展，从而造成农业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投资与亿万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过大，这实际上严重阻碍了中国积极应对“国际化农产品”挑战的进程。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劳动力的大幅减少，实际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并没有实质减少。为什么农民没有积极性？尽管广西土地已经确权，但如果拆掉田埂，农民担心没人付钱，田埂找不回来；进城找不到工作，回家没地种怎么办。政府又担心失地农民会导致贫民窟产生。全球金融危机开始时，广西从沿海地区回来了200多万打工的农民，如果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那是非常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