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农民以及农民工要求是那么低、那么朴素，他们已经承担了中国改革的最大成本，却分享了最小的成果。这个谦卑、低微却极其庞大的人群，其实是未来中国的真正稳定器。只要“农民”依然被当作低微身份的代名词，而非一个普通的职业，崛起和中兴这样的宏大词汇就都只是纸上空谈而已。
7月21日，京城遭遇夺命暴雨时，我正在朝阳门外万通中心的“在河上”餐厅，请5位农民工吃饭。
不过，那天晚上，我们没用“农民工”这个词，而是用的“京漂”。尽管我所刻意邀请的，都是户口在农村、并已在北京“漂”了5年以上的朋友。
老实说，我对“农民工”这个词，也有极大的心理顾虑，总以为这个词在现实中使用会令当事人不舒服。当下中国一件颇值得悲哀的事，就是“农民”一词被不少人仿佛当作了贬义词。
官方的不少学者，曾经挖空心思去制造替代的词汇，比如“进城务工人员”“异地务工人员”，但却发现，只要这一人群的地位依然，无论怎么换词，新词都会迅速地与旧词一样，变得尴尬和敏感起来。
一位名叫“俞庙强”的网友，在搜狐微博上说：“我作为农民工曾参加了‘请农民工吃顿饭’的活动……很高兴孙立平(倡导‘请农民工吃顿饭’的学者)把我们称为工人、去掉了农民，显示了对我们工人的尊重，给予了我们平等的地位……”
这个贴子，令我很是感慨，甚至唏嘘。仅仅将称呼从“农民工”改为“工人”，就能被理解为尊重，这说明“农民”一词在中国的可悲境地。农民这个群体，在为革命、建设以及改革承受了巨大牺牲后，最后收获的，似乎依然是满仓的荆棘。他们被当作这个国家各项发展的补药，最后自己连同“农民”这个名词都成了药渣。
定义作为一个整体，农民依然只是廉价劳动力的代表、低下社会保障的代表和环保牺牲者的代表。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不同，中文中的“农民”一词，60多年来已经不再指代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一种融合了复杂因素的身份。
早年的农民，代表的是阶级身份，“贫农”为上，“中农”次之，“富农”则和“地主”一样是专政的对象。那时的中国，只有三种人：工人、农民、干部，此外的专政对象并不算人。虽然在地主面前，农民的身份是值得深深自豪的，但也仅仅限于在地主面前。20世纪70年代上小学时，必须熟背的“三大差别要缩小”——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描绘的正是农民的真正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依然是一种弱势的身份。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弄潮商海，但作为一个整体，农民依然只是廉价劳动力的代表、低下社会保障的代表和环保牺牲者的代表。而作为廉价劳动力的代表，中国与时俱进地出现了“农民工”这个新词汇。
中文中的“农民工”，常被英译成migrant worker(直译是“流动的工人”，或“移民工人”)，显然，这并不确切;有人再在前面加上rural(乡村)，成为“乡村流动工人”，依然不确切——因为，中国的农民工除了“流动”这个特性外，还有来自乡村的束缚——在城乡二元化的格局下，他们与生俱来的那点微薄权益，都在土地上，却无法变现和流通，成为鸡肋，而城市又因此拒绝让他们共享公共服务。他们更像一只风筝，虽然看着也能高飞，却始终被一根细线牢牢地拴着。
至于migrant worker这个英文词，我倒觉得与中国传统上的“流民”一词更为贴切。这个从春秋就开始出现的中文词汇，并非如字典解释的那样，仅仅指为了避难而背井离乡之人，而应该包括一切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离开家乡甚至漂洋过海的人。“流民”历来是中原政权最为忌惮的人群，这不仅是历代的君王们都希望将民众束缚在土地上，把国家打造成一个特大型的劳改农场，也在于“流民”的无序不仅破坏维稳，更破坏社会和经济发展。在一些历史时期，“流民”之患甚至大于外敌。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的掌控，成为中国历史上维稳的首要工作。同样的故事，也曾经在欧洲出现过，都铎时代的英国就曾被“流民”问题深深困扰。
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在官方的定义中，指的是“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也就是说，构成“农民工”的要素有二，一是户籍仍在农村，二是从事非农主业。
在官方看来，农民工的作用是巨大的，“农民外出务工，一头连着城市和发达地区，一头连着农村和落后地区，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闯出了一条新路，是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200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全社会都要关心和保护农民工》)实际上，在对农民工颇有期许的同时，官方坦陈了“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存在。
官方期望的是农民工发挥桥梁作用，而这座“桥梁”在飞架南北的同时，也因巨大的落差，而承受着远比前辈们单纯的耕田种地更为严峻的挑战，包括心理上的巨大挑战。
“请农民工吃顿饭”的倡议刚在网上推出时，“农民工”这个词，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这些人中，固然有些是做作的坐而论道者，不愿任何实际行动，但更多的人只是和我一样对“农民工”这个词充满疑虑——其实，疑虑的对象并非这个词本身，而是这个词所凝聚的歧视、不公。
作为一个俗人，我在响应号召“请农民工吃顿饭”，听从朋友的劝告选择了“京漂”这个词，与“民工”共用，省略了“农”字，并自称“澳漂民工”，与“京漂民工”对应。似乎“京漂”这个词更文艺、更小资一些。这当然是掩耳盗铃般的举动，不过至少把自己的耳朵盖起来了。
只是，真没想到，“澳漂民工”请“京漂民工”吃饭之夜，几个大水库从天而降，令堂堂的首都真的成了“京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