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打工者在守望城市。他们已经完全脱离农民身份，没有故乡可回，成为一代“新工人”。
法治周末记者宋学鹏
吕途大学毕业已近20年，但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所以她去苏州的一家工厂面试时，谎称自己28岁。她混过去了，被录用了。
“苏州的那家工厂每天有无数的打工者离开，同时又有好几百人进厂。那么多人都在工厂门口等着，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那感觉就像在等着进屠宰场。等终于叫到你名字的时候，你要跟着站成一排一排的，等着分厂，这时你就会觉得特别丢人。但是你又很渴望被叫到你的名字、站在那儿去丢人。”吕途回忆起她为了做社会调查去工厂打工时的经历，“一些感觉我无法通过对工友的访谈得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自己去。”
从2010年5月到2011年6月，吕途和她的同事去苏州、深圳、重庆、北京、武汉等地的打工群体中进行调查和采访，研究这个群体的现状和动态。这个打工群体，她把他们命名为“新工人”，他们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却在农村的打工者。一直以来他们都被称作“农民工”——一些打工者接受这个称呼并且也这样称呼自己；同时也有打工者，尤其年轻人对这个称呼感到反感，觉得这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呼。
2012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11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吕途和她的同事们调查、描述的正是这个庞大的群体——一个在经济崛起的制造大国和在城镇化浪潮下诞生的“新工人”们，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在厂房里，没有人会叫你的名字。生产线上的线长会拎着你的衣服领子，把你从一个岗位提溜到另一个岗位。从来就不会问你叫什么，你也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这是一个让你没有名字的世界，在这里，当有人真的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卑，有一种千万别提到我的名字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吕途停顿了一下，强调了一下最后一句，描述完她体验到的打工者的世界。
到他们中间去：一个中国新工人村庄
吕途在北京的皮村有一间宿舍，这是她工作落脚的地方。
皮村是北京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大约有4路公交车经过这个村庄。在皮村的公交车车站总会看到三三两两的打工者拉着皮箱在等公交车，街道上的垃圾和不规整的店铺比公交站牌更显眼。而头顶上不时飞过身形庞大、轰鸣的飞机表明这里离首都机场很近。也因位于机场航道下方，皮村不被允许建高层建筑。在低矮的皮村，和吕途走在曲曲折折巷子里，才体会到这个未被拆迁的村庄，在等待未来命运时的杂乱和无序。占用到街道的出租房，是为了满足外来的打工者，更是为了下一次拆迁时换取更多的补偿。
2009年，因与之近邻的曹各庄被纳入新的建设规划之内，聚集在那里的外地打工者被迫搬到了皮村。这让皮村的外来人口大涨。现在皮村的本地人口有1000多人，外来人口却有1万多人。和中国很多的村庄一样，皮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而是“未来的城市”。
根据吕途所工作的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在2011年7月的初步统计，皮村大概有大大小小的工厂205家，工厂雇用的工人从4人到200多人不等，平均每个工厂的工人有大约17人。“这样统计下来大概有3485人在皮村的工厂上班。当然居住在皮村的打工者也有很多是每天去附近和城里上班的。村里有两所为打工子女开办的民办小学，有1000多名孩子在这两所学校学习。”吕途介绍说。
吕途所服务的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就在皮村，和工友之家的接触改变了吕途。吕途1990年代初在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并留校任教，1997年她开始去荷兰读了社会学的博士，其间和其后一直从事国外扶贫发展援助项目的社会学调研。
2003年，吕途在参与一个亚洲社会研究项目中开始了针对打工者群体的调研，北京工友之家成为她调研的对象。但她的调研并不为工友们所认可。“他们对我也不是很热情，他们认为我的调查研究没有什么作用。正因为他们对我的研究虽然也合作但是持批判的态度，让我有一个反思，就是你的研究有用吗？”吕途做了多年的社会学调研在这时遇到了挑战。
“其实，你看到的、你想的都是你想看到的、你想想的。这是当时一位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对我讲的话，对我触动特别大。原来我根本就没有能力认识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自己。”这帮助吕途完成了一个研究者的转型，“我发现我的研究没有用，我的研究只服务于我的研究，不会服务他们。你要想真正做研究，真正为你所声称的那个群体服务的话，你就得生活在他们之中。”这才有了吕途到打工者群体中去工作和生活的一幕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