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猛，1986年出生，四川宜宾人。他说话温和、诚恳，脸面上带着笑容，有一种同龄人身上所少有的沉稳。杨猛是第二代打工者，他最初的身份是留守儿童。他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带着他的弟弟去浙江打工。“在我留守家乡的过程中，我分别在姑妈家、奶奶家、外婆家住过，我就是一个流动在家乡的留守儿童。”杨猛用他缓慢而温和的语调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2007年，杨猛开始他的打工生涯，他的第一份工作，就在他家乡相邻的镇上。“因为家乡的经济条件特别差，不能满足我的发展。所以，2008年我开始外出打工。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去过深圳，苏州、西安和北京。”
2009年，杨猛成为北京工友之家同心创业培训中心的学员，后来开始参与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现在他在这里负责网站的编辑工作和一些培训工作。“他给工友讲的是法律课，主要讲工人的权益保护方面的一些知识，大部分都是他从自己的经验里总结加上自学得出来的。”吕途介绍道。她在杨猛身上看到了“新工人”萌芽的东西。
杨猛对记者说，他很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因为他已经回不到农民身份里，在农村他已经不能养活自己，他只能在工人的劳动里生存下去。“我们用我们的劳动报酬支持我们边远家乡亲人的生存。我们的存在决定着城市和家乡的发展。”当然，杨猛也意识到这里面的变化：“20年前，我父亲一个人外出打工可以养活一家人，我现在一个人外出打工却很难养活我自己。我们的父辈可以十几年，二十几年在低劣的条件下工作下去，而没有任何的怨言。但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了。我们的意识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不断地进步。我们的参照物是我们的前一份工作。我们在不断地换工作，也在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断换工作，不断追求好的工作状况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意识在不断提升的过程。”
全国总工会做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每年变换工作0.26次(也就是说平均3年就要换一个工作)，传统农民工为0.09次(也就是说平均11年换一次工作)。
“在和工友的交流中我发现，工友的工作稳定性差别很大，有的工友一年之内也许就换好几份工作，而有的工友可能10年都在一个厂里工作，但是总的趋势很明显，打工者的工作是很不稳定的。”吕途说。她调查总结了新生代工人换工作的几个原因：因企业条件和工作性质所迫被动离开、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主动离开、道德的选择(觉得所从事的工作太没有良心了，就选择离开)。
不断地变换工作成为中国新工人抗争、希冀改善条件与争取发展自己的一种方式。《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在对待工人伦理缺失的情况下，国家体制、工厂主、中产阶层或者相对的富人阶层都没有从工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需求来界定工人的生存状况。我们在讲新工人的时候，应该也对我们整个社会提出要求。”
吕途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打工者很难有归属感：“那狭小简陋的临时住所也不是他们的家。工友即使在一间工厂一座城市工作了十几年，还是无法安顿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还是在疑惑自己的家在哪里。谁会对这样的生活满意呢？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生活应该至少包括下面三个内容：就业权、居住权和子女受教育权。”
“我在想，20年后，我们新工人群体的下一代是否还能够养活他们自己。我想，他们应该可以养活自己的，因为我们的意识在觉醒。”杨猛说，“我们通过自我意识的提高，然后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重新的定义和认识，然后体现在我们以后的行动中，这才是真正的答案。答案就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不断地去接触劳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吕途希望正在于此。她坦然而热切地说，“中国社会在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那么就必须重视这2.5亿打工群体的诉求。过去30年，是打工群体在人数上的形成过程，那么今后的几十年是这个群体谋求社会进步和群体地位的过程，而代表这个群体诉求和发展方向的词也许就是‘新工人’。”
在告别起身时，看见吕途宿舍靠近门口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切?格瓦拉的画像。
“我喜欢格瓦拉。”吕途补充道。
“那读马克思的书吗？”
“读，我很喜欢马克思的一些论述。有时晚上苦恼时读马克思的书，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道德、情感和力量。”
